方召、郑成功与江山忠义魂

编者按：明末江山，浙闽咽喉，风雨飘摇。方召殉井、郑成功戍关，一陆一海、一死一生，铸就忠义丰碑。今日重温，致敬先贤，传承风骨，激励后人。

引言

南明史是一部忠烈与血泪交织的史诗。在清军铁骑席卷江南的岁月里，无数仁人志士以极其惨烈的方式诠释了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古训。郑成功无疑是最负盛名的一位——他以纵横海上的传奇生涯成为南明抗清最耀眼的旗帜，其收复台湾的功业更使他跻身中华民族英雄之列。

然而，在这波澜壮阔的英雄叙事背后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历史细节：南明隆武朝廷覆亡前夕，一位名叫方召的知县在浙西山城江山殉国。他在任仅二十九日，留下的史料不过数百字，但他的死，却与江山的陷落、仙霞关的洞开、清军入闽、隆武帝遇害——乃至郑成功命运的转折——构成了一条隐秘而深刻的历史因果链。

方召、郑成功，两人同属南明隆武政权，同在公元****年面临清军的军事压力，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书写了忠义：一个投井殉国，一个扬帆沧海。而连接二者的地理枢纽——江山，正扼守着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咽喉要道仙霞关。方召殉国后，清军由此长驱直入，直接导致隆武朝廷覆灭，也迫使郑成功从陆上转战海上，开启了一代“国姓爷”的真正传奇。一城之陷，竟成一代英雄命运转折之枢机。

一、天崩地解：甲申之变与南明局面的形成

崇祯十七年（****年）三月十九日，李自成率大顺军攻入北京，崇祯帝自缢煤山，大明帝国在名义上宣告覆亡。消息传至江南，留都南京一片震惊。凤阳总督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朱由崧即位，改元弘光，是为南明第一个政权。然而弘光朝从一开始便陷入严重内耗：马士英与东林党人相互倾轧，阮大铖被起用后大肆报复，朝政糜烂，武备废弛。史可法督师扬州，虽有忠义之心却无统筹之能，四镇将领各怀异心，不听号令。顺治二年（****年）四月，清军攻破扬州，屠城十日，史称“扬州十日”；五月中旬，清军渡江，南京不战而降，弘光帝被俘北去，弘光朝仅存一年而亡。

弘光覆亡后，唐王朱聿键在郑芝龙、黄道周等人的拥立下，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在福州称帝，改元隆武。隆武帝是南明诸帝中较有作为的一位：他自幼饱读诗书，历经牢狱之灾，深知民间疾苦，登基后锐意恢复，欲亲征北伐。他重用黄道周、张肯堂等文臣，联络李自成余部与四川张献忠余部，试图整合各方抗清力量。然而隆武政权有一个致命的软肋——军权掌握在郑芝龙手中。郑芝龙本是海盗出身，纵横东南海域，崇祯年间受抚，官至福建总兵。他拥立隆武，不过为保全自身利益。隆武帝名为天子，实则处处受制。黄道周激于义愤自请北伐，却只有空头札付而无粮饷，行至徽州即被清军击败俘杀。此后，隆武帝与郑芝龙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，帝欲亲征而不得出，龙欲偏安而不思战，君臣之势已成冰炭。

二、国姓殊荣：郑成功的早年与崛起

郑成功，本名郑森，字明俨，号大木，明天启四年（****年）出生于日本肥前国平户岛。其父郑芝龙时年二十岁，正在日本从事海上贸易，娶当地田川氏为妻。崇祯三年（****年），七岁的郑森被父亲接回福建安平，田川氏因日本锁国政策未能同行，母子一别竟达十五年，这成为郑成功一生中最早的刻骨之痛。

位于廿八都的郑成功铜像

郑森回到福建后，郑芝龙为他延聘名师，教授儒家经典与武艺骑射。他天资聪颖，十五岁考取南安县秀才，二十一岁入南京国子监，师从名儒钱谦益，颇受器重。钱谦益为他取字“大木”，意取“大木擎天”，寄望甚深。这段求学经历使郑成功不仅是一员骁将，更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儒将——日后他在海上行军作战之余，常与幕僚吟诗论文，留下不少慷慨之作。

顺治二年（****年），郑森随父觐见隆武帝。隆武帝见其相貌英伟、谈吐不凡，抚其背叹道：“恨无女配卿，卿当尽忠吾家，无相忘也。”遂赐国姓朱，改名成功，封忠孝伯，授御营中军都督，赐尚方剑，仪同驸马。自此中外皆称“国姓爷”（*******）。这次赐姓是郑成功政治生涯的真正起点——从此他不再只是一个海商之子，而是“大明国姓”的承载者，肩负着恢复明室的神圣使命。即便隆武帝殉国后，他仍坚持使用“招讨大将军”的职衔，奉永历为正朔，始终以明室孤臣自居。

入仕隆武朝廷后，郑成功很快察觉到了父亲的异心。郑芝龙把持朝政、养寇自重，对北伐毫无诚意。郑成功曾密奏隆武帝：“臣父、臣叔皆居心叵测，陛下宜自为计。”他建议隆武帝移跸赣州，与湖广的何腾蛟、江西的杨廷麟会合，依托内陆组织抗清。这一建议深合帝心，却因郑芝龙的百般阻挠而无法付诸实施。父与君之间的抉择，成为郑成功一生最深刻的精神矛盾。

三、孤城忠魂：方召与江山保卫战

在郑成功向隆武帝献策的同一年，千里之外的浙西小城江山，一位名叫方召的知县正走向他生命的终点。江山地处浙江、福建、江西三省交界，仙霞岭雄峙东南，须江水横贯全境，素有“东南锁钥”“浙闽咽喉”之称。县南的景星山，奇峰突兀，怪石嶙峋，山南麓有一方孤坟——这就是明知县方召的埋骨之所。二百六十年后，清末民初的学者马叙伦登临此山，在《游景星山宾旸洞题记》中写道：“山南麓盖有明亡殉节江山县知县方召墓云。”与方召墓相伴的，还有一座早已不存的冷香亭。据马叙伦追述：方召遗体被打捞上来后，“出其尸如生，咸叹曰：骨冷泉香矣。因立亭井上，曰冷香亭，亭今不存。”“骨冷泉香”四个字，是江山百姓对这位殉国知县最朴素也最深沉的敬意。

方召，字虎邻，安徽宣城人，明末诸生。少时家贫而胸怀大志，据马叙伦《方召传》记载，他年轻时“尝从里中少年猎，获禽即与共食，不以自私”，豪爽仗义之气早露。明亡之后，天下大乱，方召散尽家财，召集乡中义勇，竖起抗清义旗。他转战经年，势单力薄，听闻隆武政权建立，孤身南下投奔。隆武朝廷感其忠义，授予兵曹衔，署理衢州府江山县事。

马叙伦在《国粹学报》上发表的《方召传》

到任之日，方召大书“不爱钱、不怕死”六字于木牌之上，令人背负前趋，遍历街市，昭告为官之志。随即与父老约法三章：减免赋税、安抚流民；严整军纪、禁止骚扰；杜绝迎来送往、革除陋规。凡有过往权贵使者横索财物，一律严词拒绝。短短数日，吏治一新，百姓奔走相告，称其为“真父母”。

顺治三年（****年），清军大举入浙。金华城在督师朱大典率领下坚守数月，终被清军以红衣大炮轰破，全城遭屠。兵锋直逼衢州，江山城内人心惶惶，官无守志，军无战心。方召登城遥望，知大势已去，泣告父老：“事已去，毋徒残民。”为保全满城百姓免遭屠戮，他忍痛同意士民迎降。危亡之际，有人持素白扇进见，方召援笔立就，题下千古绝唱：“独守孤城谁是伴，只留烈骨可招魂。”墨汁未干，而清军已入城。方召整肃衣冠，向北再拜，恸呼“孤臣无状，以死报国”，转身跃入县衙后井，壮烈殉国。自到任至殉国，前后仅二十九日。

马叙伦在《方召传》的结尾写下一句力重千钧的话：“自召死，江山陷，清师遂长驱入福建，而明之尺寸不可复矣。”方召的死，不仅是一人一城的忠烈悲剧，更是一个历史节点的轰然断裂。

四、仙霞关：一城之陷与一朝之亡

要理解方召之死对郑成功命运的影响，必须先理解仙霞关的战略地位。仙霞关位于江山县南部的仙霞岭上，是福建通往浙江的必经孔道。唐代黄巢起义军开辟此道后，历代视之为“浙闽咽喉”。清代学者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论述：“浦城北当仙霞，虞浙江突入……是诚全闽之头目。”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，福建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——东临大海，西有武夷山脉，南接岭南，唯有东北角的仙霞关是从浙江入闽最便捷的陆路通道。守住仙霞关，福建就能据险而守；仙霞关一失，八闽大地尽成坦途。

乾隆《江山县志》仙霞关图

清军攻破江山后，仙霞关门户洞开。而此时把守仙霞关的，正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。郑芝龙早已暗中与清廷的洪承畴、田雄等人互通款曲。清军攻破浙东后，清廷以“闽粤总督”的高官厚禄诱降郑芝龙，许其永镇福建。郑芝龙不顾隆武帝的多次催促和郑成功的苦苦劝谏，以“海寇未靖”需要回防为由，将驻守仙霞关的部队尽数撤回安平。仙霞关遂成空垒。

隆武帝在延平闻报，大惊失色，急命郑成功率兵增援，然而为时已晚——清军前锋早已由江山越过仙霞关，数百里间无一守兵。隆武帝只得仓皇出奔汀州，欲入江西与赣州守军会合。顺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，清军追至汀州，隆武帝被执遇害，享年四十五岁。存续仅一年零三个月的隆武政权就此覆灭。不久，郑芝龙在福州降清，被挟持北上，后遭清廷猜忌，于顺治十八年被处死于北京柴市。留下年仅二十三岁的郑成功，独自面对破碎的山河。

回顾这段历史，一条清晰的因果链浮现出来：金华失守→江山告急→方召殉国→江山陷落→仙霞关空虚→郑芝龙撤兵→清军入闽→隆武帝遇害→郑成功流亡海上。当然，历史并非单线因果，即使方召守住了江山，郑芝龙是否真心抗清仍是未知数。但马叙伦之所以在传中特别强调江山之陷对福建战局的直接影响，正是因为他在实地考察中深切感受到：江山的得失，确确实实改写了南明历史的走向。方召的死，不是孤立的殉节事件，而是南明抗清大棋局中一枚关键棋子的轰然倒下——棋局因之一变，胜负之势不可逆转。

五、沧海扬帆：郑成功的海上抗清

隆武帝殉国后，郑成功毅然选择了与方召完全不同的道路。他没有在陆地上与清军硬拼，而是以金门、厦门为基地，召集父亲旧部，以“忠孝伯招讨大将军”的名义举义抗清，建立了一支纵横东海的水上劲旅。他充分利用父亲留下的海上贸易网络，建立“五商”制度——山五商以采购内地物产，海五商以经营海外贸易——向日本、吕宋、巴达维亚等地输出生丝、瓷器、茶叶，购入军火、铅锡等战略物资。全盛时期，他的水陆精锐达十余万，战舰数千艘，控制着从日本到东南亚的广大海域，形成一个纵横四海的海上王国。

永历十三年（****年），郑成功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北伐。他与张煌言联军，率水陆大军十余万，由舟山北上，溯长江而进。七月初，大军直抵南京城下，水师舳舻蔽江，旌旗映日。郑成功作《出师讨满夷自瓜州至金陵》诗，慷慨激昂：“缟素临江誓灭胡，雄师十万气吞吴。试看天堑投鞭渡，不信中原不姓朱。”然而他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错误：没有趁清军援兵未至之际全力攻城，反而耽于清军的缓兵之计，围而不攻，甚至允许士兵在城外休整、庆贺生日。清军利用这段时间完成兵力集结，突然出击，郑军大败，北伐功败垂成。

南京之败是郑成功抗清事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清军随即实施“迁界令”，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，尽毁沿海船只，切断郑成功的物资补给来源。郑成功虽纵横海上，却难以在陆地上找到稳固的立足点。这种“有海无陆”的战略困境，与方召当年的“孤城无援”形成了奇异的对照：方召困于一座城池，郑成功困于一片海洋；方召以死殉城，郑成功以海为家。两人的命运虽截然不同，却共同折射出南明抗清运动在陆海两线上不可逾越的结构性困境。

永历十五年（****年），郑成功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——东征台湾。三月二十三日，他率两万五千大军、数百艘战舰从金门料罗湾出发，横渡台湾海峡。四月初一，船队抵达鹿耳门，利用涨潮抢滩登陆，随即包围荷兰人盘踞的主要据点热兰遮城。经过九个月艰苦卓绝的围城战，荷兰总督揆一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（****年*月*日）签字投降。至此，郑成功收复台湾，驱逐了盘踞台湾达三十八年之久的西方殖民者，将台湾重新纳入中华版图。

收复台湾是郑成功一生最伟大的功绩。虽然他“反清复明”的政治目标最终未能实现，但他开疆拓土、驱除外敌的功业，使他超越了朝代更替的历史局限，成为中华民族开拓海洋、守卫国土的英雄象征。方召在陆地上未能守住的那座城，郑成功在海洋上找到了一方新的天地——这是南明忠义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华丽转进。

六、异代同悲：马叙伦笔下的历史回望

光绪三十二年（****年），距离方召殉国整整二百六十年。这一年，二十二岁的马叙伦应江山毛云鹏之邀，从杭州来到江山，任教于县立江山中学堂。他在执教之余遍访江山古迹，登景星山谒方召墓，寻访冷香亭旧址。在《游景星山宾旸洞题记》中，他写道：“余益笑而大呼曰‘此伯昏无人招列圄寇之所也！’乃下，山南麓盖有明亡殉节江山县知县方召墓云。”——寥寥数语，满蕴着对这位二百六十年前殉国先贤的深沉悲悼。

这次谒墓的直接成果，便是《方召传》的诞生。马叙伦以严密的考证、深情的笔触，为方召——这位湮没无闻的殉国知县立传，刊于《国粹学报》第二年第六号。他在传中将方召之死置于南明全局中来审视，揭示了江山失守对福建战局的深远影响。这种以一人一城的命运折射历史大关节的写法，使这篇不足两千字的传记具有了远超一般地方掌故的历史分量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马叙伦写作此文的光绪三十二年，正是晚清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。以章太炎、邓实、刘师培等人为核心的“国粹派”，以“研究国学，保存国粹”为名，实则整理国故、弘扬民族精神、倡导排满革命。马叙伦是国粹派的重要成员，他在《国粹学报》上发表的《方召传》《记郑涛诗祸事》等系列人物传记，看似表彰历史人物，实则是在为革命提供精神资源与历史合法性。他写方召，是用“不爱钱、不怕死”的为官精神来鞭挞晚清官场的腐败；他写郑涛诗祸，是用文字狱的血腥来揭露专制统治的黑暗本质。

在这个精神谱系中，郑成功同样占据着核心的位置。晚清国粹派和革命党人将郑成功塑造为“汉族英雄”“民族魂”的象征。****年，邹容《革命军》将郑成功与岳飞、文天祥并列为抗异族英雄。辛亥革命前夕，革命党人大量刊印郑成功的传记和事迹，用以激发排满情绪。方召与郑成功——一个“不爱钱、不怕死”，一个“国姓爷”——在国粹派的话语体系中被一同纳入“民族精神”的动员谱系：方召是“孤臣孽子”的典范，郑成功是“驱逐胡虏”的英雄。两人虽生不同时、死不同地，却在晚清革命的话语中隔空相遇，共同成为这面旗帜的一体两面。

七、忠义谱系：郑成功、方召与江山的人文传承

江山虽为浙西小邑，却有着极为深厚的忠义文化传统。从南宋末年举家殉国的徐应镳，到明末投井殉节的方召，从乾隆年间因诗罹祸的郑涛，到清末蒙冤而死的周之德——这一忠义谱系跨越宋、明、清三朝，脉络清晰，层累丰厚。这种忠义传统的形成，与江山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密切相关：每逢王朝更迭，江山往往首当其冲，在长期的历史磨砺与文化积淀中，铸就了当地人民坚韧不屈、重义守节的精神品格。马叙伦在《方召传》中特别提到：方召殉国后，江山百姓“都世农，戒勿学仕，故二百余年以科名显者稀如晨星”。一个知县的死，竟然影响了一个县域二百多年的文化走向，足见忠义精神在江山民间的深植程度——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，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地方性格。

廿八都“成功亭”

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，方召与郑成功代表了明清之际忠义精神的两种范式。方召是“陆地忠义”的典型——他固守一城，以死殉国，用生命完成了对道德理想的极致追求。他的忠义是内向的、固守的、悲壮的。他无法改变历史走向，但以死保全了气节，在后世赢得了比任何苟活者更加长久的敬意。郑成功则是“海洋忠义”的代表——他扬帆沧海，以海为城，将抗清事业延续了近二十年。他的忠义是外向的、进取的、旷达的。他虽未能完成“反清复明”的宏愿，却收复了台湾，将中华文脉与家国情怀播撒在台海之间，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海上功业。

一个选择了纵身一跃，一个选择了扬帆远航——在“天崩地解”的时代里，他们用不同的方式书写了相同的忠诚。方召的井，郑成功的海，一个深，一个阔；一个沉静，一个奔腾。但在这深与阔、静与动之间，是同一股支撑着中华文明历劫不坠的精神力量——“不屈”二字而已。

结语

方召投井殉国时，距离他踏入江山县城仅二十九日。他在江山百姓心中留下了“不爱钱、不怕死”的为官形象，在马叙伦的笔下留下了“骨冷泉香”的悲壮诗篇，更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，成为仙霞关沦陷、清军入闽的第一块倒下的骨牌。郑成功在隆武帝殉国后，以“国姓爷”之名纵横海上近二十年。他北伐南京，兵临城下，震动东南半壁；他收复台湾，驱逐荷夷，功业光耀千秋。他虽然未能完成“反清复明”的宏愿，却以收复台湾的伟业成为划时代的民族英雄。

将二者放在一起审视，我们看到的是南明忠烈在陆与海之间的双重交响。方召以死成全了气节，郑成功以生延续了抗争。方召的殉国，折射出陆地抗清的悲壮与局限；郑成功的海上事业，则预示了中国从传统陆地王朝走向海洋视野的历史必然。二者看似一死一生、一城一海，实则是同一颗忠义之心的两种表达方式——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在王朝更迭之际最壮丽的篇章。

二百六十年后，马叙伦登景星山谒方召墓，将方召的事迹写入《国粹学报》。同一份刊物上，国粹派的同人们也在重新发现郑成功。两个原本各自独立的历史人物，在晚清革命的话语体系中隔空相遇，共同成为“排满兴汉”的精神旗帜。一个人可以死，一个朝代可以亡，但忠义的精神、不屈的气节，必将穿越时空的阻隔，在每一个民族的危急时刻重获新生。